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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是社会利益的总代表，需要主持社会公平和公正，而这取决于解决冲突时更多依赖社会的哪个部分，或者说，更倾向于效率还是公平。不同类型经济治理制度在协调中采取了不同手段，也产生了不同的效果。对此，协调性市场经济制度的实施效果更令人满意，特别是其对非市场治理机制的成功应用。德国著名的“社会合作伙伴关系”模式即是对协调性市场经济制度下不同阶层力量的利益政治行为协调特点的最好注解。

二、技能形成制度的典型案例
 

(一)制造业技能形成制度的典范——德国“双元制”
 

德国“双元制”体制闻名世界，是德国近代以来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和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双元制”嵌入的国家大体制，决定了德国技能形成体制的发展方向和历史轨迹。
 

1.国家依靠行会完成学徒制的工业化过渡。德国强有力的协会制度、强制性商会以及自愿的行业组织和雇主协会在传统上一直发挥着关键的稳定作用。这一制度源于社团主义(Corporatism)传统，属于政治上的阶级调和主义。社团主义在历史上是一种政治体制，在这样的体制中，“立法的权力交给了由产业、农业、和职业团体所派遣的代表”⑧。历史上的行会是手工业企业的自治组织，是中产阶级的代表，在保护企业利益、维护经济秩序和学徒培养教化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工业革命的到来使行会受到自由市场和工业资产阶级的冲击，打乱了学徒制中的社会性等级秩序，导致师徒之间矛盾冲突不断，低技能化趋势在许多生产领域显现。这种情况曾在许多国家发生，多数国家任由手工业组织自生自灭，唯独德国对自由放任主义做了修正，并于1897年颁布了《手工业保护法》，要求“通过赋予手工业行会准公共性权力，将学徒制拉回到行业组织的管理框架之中”⑨。《手工业保护法》在国家干预与行业自治之间的有效调适，挽救了德国学徒制，促使其顺利完成向工业化的转型。
 

大工业部门的发展迅速引发大量技能需求，但雇用的技能工人只能靠手工业提供，其培训的设备条件先进且培训标准化程度高，但很长时期争取不到已被手工业行会垄断的考核认证权力，由此引发了两者的矛盾和竞争。在政府调解下，双方靠提高培训水平开展良性竞争，反而推动了企业内培训的标准化和制度化。这既为后来的学徒制现代化转型创造了条件，也为20世纪30年代双方联合进行学徒结业考核和认证奠定了基础，较好地解决了学徒与雇主间的可信承诺和雇主间的集体行动困境问题。
 

2.完善社会制度妥善技能形成中的关键问题。技能形成制度最重要也是最难的问题是如何达成跨阶级的合作联盟。跨阶级合作联盟在德国通过劳动共同体制度得以实现，该制度实质上属于一种企业民主化方式，核心机制是劳资共决制。1920年颁布的《企业代表法》使劳动共同体制成为劳动权的核心内容之一。德国工会在企业监事会中具有一定席位，参与企业关键决策，包括“与学徒制技能形成相关的其他制度安排，如学徒工培训期限、学徒工工资待遇和劳动福利等都是劳资共决制所协商解决的内容”⑩。
 

德国是世界上最先实行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其社会福利制度是保障工人(包括接受培训的学徒)劳动安全的重要措施。1927年德国强制实施的失业保险金制度可以防范学徒工因学习特殊技能而失业的风险。另外，德国还实行诸多雇佣保护政策，既对雇主的雇佣和解雇权、劳动使用权加以管制，使工人免受不公正对待;又对学徒工实行实习工资补贴、雇佣失业人员补贴等，创造就业岗位，激励年轻人参与技能培训，维持稳定的雇佣关系。但是，“由于德国培训涉及大量通用技能，造成几乎一半具有职业资格的人所从事的职业与所学职业不对口”11。
 

3.德国制度的历史经验与现实挑战。第一，德国的社团主义政治取向属于阶级调和路线，技能形成制度既赋予雇主企业自治权，同时又赋予雇员参与企业管理和职业培训的权利，雇主的主导作用和雇员的积极参与缺一不可。这样就形成了跨阶级政治联盟，既要保持相关利益方的健康竞争，又要防止破坏性的阶级冲突出现，不仅有利于企业生产的和谐发展，也有利于技能形成制度的健康发展。
 

第二，德国实行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是一种协调性市场经济制度。这种体制把促进经济繁荣的市场竞争和保证社会公平的社会保障及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结合起来，尽量缩小贫富差距，提高社会和谐度。同时，德国在欧洲最早实施义务教育和职业补习学校制度等，这也是技能形成制度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德国模式就是“工会、行会和政府三方的社会伙伴治理架构”。依靠牢固的伙伴关系，德国技能形成制度成为支撑制造业高质量、高工资的高技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