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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技能政治经济学在21世纪以来的职业教育国际比较研究中别开生面，拓展了理论空间。同时，从职业教育研究的应用需求看，技能形成制度的相关理论对于现代职业教育的体系建设和科学治理制度的完善具有基础性支撑作用。

(二)技能形成制度的几个关键问题
 

1.技术革命、劳动组织进步与技能劳动者利益。1760年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手工业者的命运。蒸汽机带来超自然动力，形成了大规模、集中化、分工协作的机械、半机械化工厂生产方式。由此，劳动者个人的技能被要求专门化和简单化，从手工技能转向机械操作，“全科”式技能被“局部”技能替代。更为重要的是，多数手工业作坊老板的工艺管理和经营销售的个人技能，变为工厂化生产中车间工头和专门化经营管理人员的职能。然而，以往对工业革命研究的偏颇在于更多地从生产方式进步的角度去评价其生产力成果，缺乏从技能劳动者个人利益得失的角度去分析其利弊。只有弥补这一偏颇，才能全面、客观地看待技能形成制度。
 

从技能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看，劳动者能否获得相关的工作技能，不仅取决于个人的主观努力，还取决于劳动者群体所处的客观社会环境所能给予的机会和条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雇主与雇员(工人)之间不仅是技能需求与供给关系，也是雇佣关系。在德国，对雇主与雇员还有一种称谓：工作给予者和工作获得者。这样两个不同的利益主体在手工业制度和现代工业制度下始终存在相互依赖、相互竞争的关系。一般而言，企业需要“物美价廉并稳定的劳动力”，以降低劳动成本和提高生产率;劳动者则需要合理增长的报酬和体面劳动，双方都希望在市场竞争中发挥自身的优势，取得相对较高的利益。他们之间博弈的一个焦点就是技能形成控制权问题，企业主有通过技术、设备等资本投入并改变劳动组织来赢得更高利润的动机，他们往往希望降低人力成本，其中秘而不宣的核心策略就是“去技能化”。这种有利于资本的策略无疑对劳动者不利，他们坚信自身拥有的技能是核心竞争力，也是合理报酬和体面工作的根本保障，不应被剥夺。在经济、政治、技术、社会等外部环境的变化中，双方的合作与竞争很难达到稳定的动态平衡。因此，为了达到双方利益的平衡，政府的权威性介入是十分必要的。
 

2.“高技能均衡”和“低技能均衡”路线。自由市场和协调市场体制下的两种技能形成方式，分别有各自不同的制度基础，这项重要研究贡献来自大卫·菲金和大卫·索斯基斯两位著名学者。“他们研究了德国‘高技能均衡’(high skill equilibria)和英国‘低技能均衡’(low skill equilibria)的制度基础，促使企业采取以技能低下为前提的产品战略，从而阻碍了对技能的投资，等等。”④
 

技能均衡一般指技能在劳动市场中供求均衡的状态。世界经合组织(OECD)的一项调查研究显示，根据技能均衡属性的价值高低，将技能均衡划分为两种，其中属性为高价值产品、服务和工资的称为高技能均衡，反之称为低技能均衡。当然，高价值产品、服务和工资要有高技能人力资源支撑，也预示着更高水平的教育与培训;低价值产品、服务和工资，对应的是低技能人力资源。菲金和索斯基斯指出：“如果一个国家很大比例的劳动者技能较低，企业就没有动力提供较好的工作，而如果没有较好的工作，工人们就没有动力掌握和更新技能。在这种状态下，市场就会失灵，工人和企业都会陷入‘低技能均衡’的陷阱。”⑤
 

王辉博士认为，低技能均衡的产生有四个主要原因：一是劳动力市场供求信息不对称;二是在岗位供给和培训供给效应的作用下，市场机制下培训不足且企业提供好技能岗位的动力不足，造成市场机制失灵;三是企业研发成本过高，导致创造高技能型工作岗位成本升高，工人对参加培训的期望值降低;四是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是出现低技能均衡的更为深层次的制度性原因。跳出低技能均衡的陷阱是国家产业升级实施创新驱动的必由之路，也是职业教育和培训提高质量实现高质量就业的必然选择。无疑，在市场机制失灵的这一领域，公共财政、公共职业培训服务应用有更大的作用空间，一方面助力和激励企业创造好的工作岗位，另一方面助力和激励教育培训机构和劳动者个人掌握更多的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