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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论文:论陕甘宁边区改造二流子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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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论文:论陕甘宁边区改造二流子运动

摘 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大量存在的二流子,严重影响边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边区政府从抗战的需要和边区的实际出发,本篇近代史论文采用深入调查正确辨别二流子身份、教育规劝帮助解决困难、召开群众大会批评斗争以及强迫参加集体劳动等层层递进的方法,使边区的二流子改造运动取得了成功,促进了边区经济的发展,提高了政府的威信,稳定了社会秩序,为建设模范的抗日根据地起到了积极作用。
近代史论文:论陕甘宁边区改造二流子运动

关键词:抗日战争;陕甘宁边区;改造;二流子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对陕北农村存在的无正当职业,不从事生产,以偷盗、赌博、鸦片、土娼、巫神等为活,威胁边区建设的二流子进行了改造,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二流子在边区基本上被消除,大都转变成了自食其力的新人。当下由于城市化进程加快,失地农民越来越多,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凸显,且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多元价值观盛行,勤劳致富的观点被一些善于投机取巧的人所不齿,“二流子”问题又有所抬头,如何解决农村过剩劳动力、树立劳动致富价值观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故对陕甘宁边区的改造二流子运动进行梳理,以期能为之提供经验和借鉴。
近代史论文:论陕甘宁边区改造二流子运动

一、改造二流子运动兴起的缘由

二流子,是对陕北农村一些无所事事,无正当职业,不从事生产,以赌博、鸦片、土娼、巫神、偷盗等为活,为非作歹、装神弄鬼、搬弄是非、溜街窜巷的人的统称,曾被乡亲们称为“爬鬼”、“牛毛”(流氓)、“二流答瓜”,而在1939年的延安报刊中首次被称为“二流子”。上海春明书店1949年出版的《新名词辞典》中对“二流子”的定义:“二流子是社会上一种好吃不做的懒汉。解放区对于这种人,由民众的力量在斗争中教育他们,改造他们。”二流子最主要的特点是懒惰,不从事生产劳动。这些人大都是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来自社会的最底层,他们受旧统治阶级寄生生活的影响脱离生产,以军阀土劣为首脑和依靠,“胡嫖乱赌”、不务正业、欺善助恶、拐骗盗窃,严重威胁社会安定团结和经济发展。

延安县从1937年就开始了改造二流子运动,而1942年西北高干会议以后,改造二流子就成为整个边区普遍举行的群众运动。边区政府如此重视对二流子的改造,有多方面原因。

第一,巨大的财政压力和劳动力短缺

抗战初期,边区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国民党发给八路军的军饷以及国内外爱国人士的捐款。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对边区实行严重的经济封锁,不仅停发了八路军的经费,连捐款也很难汇入边区。再加上边区脱产人口增加,军需民用发生了严重的困难。“边区政府曾一度只能给部队每人每天发菜金5分钱,粮食1.5斤”,买了蔬菜就买不了油盐柴火,买了油盐柴火就没法买蔬菜,更别说吃肉了。在被服方面,很难见到一个不打补丁的战士。有的战士到了夏天仍穿棉衣,严冬还穿着短裤。财政困难程度可见一斑。

要打破这种局面,唯有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开展大生产运动,实现“自给自足”。 边区除了二流子群体外,党、政、军、民、学全都加入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之中。二流子大多是年轻力壮的全劳动力,本该成为大生产运动的主力,为抗日战争和保卫边区作出贡献,而他们却整天游手好闲,好吃懒做,不仅不进行物质生产,还是庞大的消费群体。根据延安市的调查统计,全市“共有二流子一百余人,这些二流子多为不务正业,不事生产的消费者,每月浪费约达百万元之巨”。二流子们不仅自己不生产,还对积极参加生产运动的劳动群众冷嘲热讽,“你们生产了,吃的穿的反不如我”,“你们多生产就得多出负担,我不生产一点也不要负担”。二流子的言行对其他群众产生消极影响,“有些群众不愿存粮,认为二流子不节省,还是一样吃好的,自己节省下粮,将来还跌年成,还是要给二流子吃,不如自己现在浪吃浪喝合算”。如此庞大的二流子队伍,如不加以改造利用,不仅对地广人稀劳动力严重不足的边区是一种资源浪费,同时也不利于大生产运动的顺利开展和财政问题的解决。为此毛泽东指出:“所有二流子都要受到改造,参加生产,变成好人”。

第二,二流子影响边区的社会治安,破坏稳定团结

抗日战争爆发后,边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万众一心,抵御侵略,反奸防奸,保卫边区。而二流子不仅不积极生产,参加抗战保卫边区,还经常为一己私利破坏边区治安环境,威胁边区安定团结,甚至因蝇头小利被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所利用,成为汉奸走狗。如清涧县沙河里村二流子高鸿业、李贵堂、李福荣等人以招赌为生,常年聚众赌博,当区干部黄巨金去该村督促催粮任务发现他们正在赌博进行制止时,被其一行二十多人用绳索勒住脖子致使昏迷,并欲将其“崖里堕下”,幸被锄奸主任大喊一声得以制止。而后他们又威胁锄奸主任,并扣留区政府派来打探情况的保安助理员,行为极其恶劣,严重影响了边区的治安。当区长亲自去抓捕他们时,李致中,高鸿业逃到榆林做了土匪。主犯李贵堂被捕后承认其以赌博为生,并聚众谋害公务人员,前后共三次。他被乡亲们称为“油子”、“霸王老子”、“天下第一”等。这些二流子的恶劣行径严重影响了边区的治安环境和模范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有些二流子则因不事劳动,生活难以为继,被日寇和顽固派收买,“加入了汉奸特务组织,有的则成为汉奸特务所常利用的对象,所以改造他们也正是锄奸自卫的一个前提和条件”。二流子的行为严重影响了边区社会稳定团结,威胁抗日战争的顺利进行。

第三,二流子影响边区的社会风气和群众的健康水平

二流子群体中有一部分是巫神,据统计全边区“巫神则多达2029个”,巫神与其他的二流子群体有所不同,他们具有强烈的迷信色彩和欺骗性,比偷盗、赌博、土娼等二流子具有更强的危害性。由于教育落后,愚昧无知,巫神在群众中间有很强的威信,边区群众更容易相信巫神装神弄鬼的行为,有病有灾时往往会求救于巫神,这就导致威胁边区群众生命安全事件的经常发生。“仅延安县1年累计,全县用于巫神招待费达2361万元(旧币),59个巫神治死病人278人”,“定边居民马川的婆娘请巫神扎针,结果针断在肚子里一截,险些要命,最后经驻军医生开刀取出,把病治好”,柳林区二乡南庄河的二流子白××,就把该村张春发的婆姨“巫”死了,还骗了一块红布,和一万六千元,巫神的存在不仅浪费了大量的钱财,还严重威胁到了人民的健康水平和封建迷信等不良社会风气的改良,如不改造,将严重影响边区的社会建设。

第四,二流子影响家庭的和睦团结

二流子整天不务正业、游手好闲、挑拨是非,不仅不承担家庭生产责任,还好吃懒做,致使家庭光景越来越差,妻离子散,严重影响了家庭的团结和睦。边区流行的说法是“只有二流子常打婆姨,二流子婆姨(女二流子)才挨打”。如“延安姚店区二流子谢明旺,老婆劝他改正他不听,老婆就回了娘家,要和他离婚”。“人无恒产则无恒心”,延安市西区的赵银娃被公认为是最难转变的二流子,他有三个孩子,有很强的劳动力,而后却因丧失了土地,就再提不起参加劳动的兴趣,整天无所事事,东转西转,以偷糜盗谷为生,搞到钱就吃几天,没钱时孩子饿的哭,他也不管。还有的二流子因家产荡尽就逼迫妻子卖淫,甚至卖女儿。又如甘泉六里庙的老乔,“他婆姨有病,两个女子穿不上衣服,身子露着肉,如今没有吃的”,他还想吃口大烟,对家庭的责任感荡然无存,家庭和谐更无从谈起。据中共中央西北局对神府县的8个自然村的调查统计,发现60%——70%典卖土地的都是因为抽食大烟所造成的,土地是农民生存的资本,没有了土地,家庭生活难以为继,吃穿都成了问题,更没有和睦可言。这些二流子的不当行径使家庭生活每况愈下,甚至倾家荡产,“贫贱夫妻百事哀”,这样的家庭是没有和睦团结可言的。
近代史论文:论陕甘宁边区改造二流子运动

二、改造二流子的具体措施

本篇近代史论文查阅发现:最早开展改造二流子工作的是延安县和华池县。1937年延安县采取各种措施动员299名二流子参加开荒生产,第二年又使578名二流子变成了劳动者。从此时起,边区党和政府就十分重视改造二流子工作,并向边区各县提出了改造二流子的问题,但未充分发动全边区群众参与其中。1942年西北中央局高级干部会议,是改造二流子工作的转折点。朱德在延安各机关学校生产总动员大会上指示,“在生产中,不许有一个败家子、一个二流子。”《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改造二流子》,积极推广延安县改造二流子的经验。从此,改造二流子参加生产便成了普遍的群众运动。边区政府改造二流子的具体措施主要有五种:

第一,深入调查,正确辨别二流子身份

要成功改造二流子,首先要深入调查,正确辨别出哪些是真正的二流子,做到有的放矢。“二流子”早已成为边区人民所不齿的称呼,成了一顶十分肮脏的帽子,谁也不愿意戴它,有一位“流里流气”的青年,听说人家喊他“二流子”就急了:“谁骂我就和他急!”故在确定二流子名单的时候必须慎之又慎,一方面要保证不能有一个“漏网之鱼”,使其免于改造,继续危害边区,另一方面也不能冤枉任何一个勤于生产的劳动者,戳伤边区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使其反被拉拢到真二流子行列。而在最开始的改造工作中,边区未制定严格的认定标准,所以经常有村干部为确定谁是真正的二流子争的面红耳赤的现象。如延安牡丹区的贺志俊,迟睡早起,耕种着二十多垧地,但有时也当阴阳,给人看病,有的干部就把他列为了二流子。有些还把积极从事生产,但爱抽口烟、逢年节赌博这种带有不良嗜好的人也当作二流子。还有的村因为大家都是积极生产的受苦人,为了凑数,把一些不会过光景的大手大脚但积极从事生产的人也列为了二流子,这对其生产积极性无疑是一种沉重的打击。很快,针对这种改造二流子运动中出现的扩大化倾向,《解放日报》发表了王丕年的文章,重新界定划分二流子的标准,“看他是否有正当职业和他对生产的态度,这是根本的”。

具体的说,凡完全无正当职业,靠不良行为来维持生计者即为“二流子”;有正当职业,同时也靠不良行为维持生计者为半“二流子”;完全靠正当职业维持生计但有不良嗜好则为有“二流子”习气的公民,不能把他们当二流子看待,对其不良习气,劝诫改正即可。

在改造二流子的过程中,边区政府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并发动群众检举揭发,让二流子认识到自身问题所在,力求转变。比如延安市东关区有个女二流子,平时喜欢招引闲汉,游手好闲,不事生产,影响社会风气,当地政府就将其列在二流子名单上,并对她进行改造。而她却恼羞成怒,气急败坏,还把丈夫叫来给她助阵,帮她辩驳,而区干部并未被她的气势吓倒,有理有据地耐心地把她平时的劣迹一项项指出来,她无从反驳,羞愧难当,只好承认错误,接受改造。这就说明,如果不把二流子平时的所作所为调查清楚,指出他们具体问题所在,想让他们承认并虚心接受改造,是不可能的。

第二,教育规劝,帮助解决困难

在二流子的对象确定之后,就开始采取教育、规劝的方法,说服他们参加生产。二流子主要问题就是懒惰成性,不愿劳动,因此转变其好吃懒做、不劳而获的思想,并帮助形成劳动光荣、勤俭持家的观念是改造二流子的根本。二流子除了个别的顽劣者以外,毕竟不是铁石心肠,很大一部分是由于一定的社会原因而养成好吃懒做的习惯,在边区土地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的形势下,只要耐心地规劝其好好生产,讲“要吃饭必须生产”的道理,努力过好光景,做个受人尊敬的人,是容易收到成效的。规劝的办法有,村乡干部主动教育,亲朋好友劝导,乡村中有威望人士的说教等。如定边四十多岁的老秀才姜成久,在革命前,曾在县立高小任教,但不务正业,经市府区委屡次相劝,现作贩卖小菜生意。绥德雇工柳宏元在延市过了几年“飘风浪荡”的生活,当问他为什么不生产要当二流子时,他认为是自己走了“倒运”,经耐心劝说之后,就很积极地拾粪,租地种。绥德鱼池沟洋烟鬼王××,老婆和儿子都反对他的行为,他往炕上一坐,他们便唠唠叨叨逼他出门拾粪。最近并代他规定戒烟计划,每天吃三四两核桃皮,限于八月断瘾。吴堡辛振有的婆姨曾经再三劝男人务正不听,她就对他冷淡些,他害怕离婚,才慢慢有了些回头的意思。子长任老婆好吃懒做,整年整月吃不上穿不上,经区长规劝,又发动她娘家人、婆婆和儿子都来劝她,她听了就下决心要务正,马上去到合作社领花纺棉,因为怕晚上点灯费油,每天天不亮,她就起床把饭做好吃完,天一亮就开始纺线,天黑时看不见纺,就用拐子倒线。另外她还抽时间织了全家穿衣用的布,给成衣局缝了些衣服,挣得工资五千元。旧历新年大家都在休息,她初一、二就开始纺线。现在一家人吃粮、穿衣全靠她纺花挣钱维持,给大儿子订了媳妇,又给媳妇买了一对手镯,还给她的公公婆婆补助了一些吃喝。对于一般不太顽固的二流子,劝说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基本都能实现真心实意的转变。

对于主观上愿意转变,但客观上不具备生产条件的二流子,政府就发动群众帮助解决困难。清涧县石咀驿区三乡有两个二流子,没有任何生产资料,只能出卖劳动力。于是当地政府就帮他们揽工,并发动当地群众调剂部分土地给他们,既解决了他们当前的生存问题,也考虑到长期维持生计的需要,使他们非常感激,看到新生活的希望,更积极改造。绥德四十里铺的二流子王盛运,要想生产,没有农具、土地、粮食,政府就代他借了镢头,借了粮,又代他找人商量,划了一些地给他种。而对于不愿从事农业生产的,政府则帮助找工作或借给资本,以便摆摊、做小买卖等。如延安市南区政府在已有部分转变的二流子中,介绍做泥工的13人,摆摊做小买卖的13人,参加纺织的17人。从小就懒散惯了的二流子李旺清不会种庄稼,区干部就介绍他到完小做饭。定边县政府则对二流子提出帮助生产的办法:一、种地。能自种者,政府分给土地,帮助农具。二、打盐。好劳动者每人每年要打盐一千一百驮,二流子打八百驮至六百驮。三、进工厂作工。女二流子没有娃娃的,进工厂;有娃娃的,在家纺毛。在具体纺毛工作上,政府亦提供很大帮助。如“在组织女二流子参加纺毛之工作上,除组成小组,由政府发给纺车及羊毛,纺成线后,即交工厂领工资,塞北工厂并派有专人,每日早上到各纺妇家,发给一斤二两羊毛,到晚上即又来各家收一斤毛线,并发给工资。县抗联会更以此为主要工作每日派人到各家检查,故纺线组收效甚快。”在政府积极帮助和教育下,延川城市区四十二个二流子中,已有三十六个上山从事劳动,或找到一定职业(如揽工),并且各人都订了生产计划,二乡的四个二流子各开荒一垧多,三乡三个二流子,完全开始种地,已经五十多岁的刘靖荣也转变过来了。他说:“二流子只要能劳动,没有一点困难。”一般恶习不重、因家庭困顿而被迫“流”起来的这一部分人,经过政府和群众的耐心劝说及帮助解决实际困难,都能实现真正转变,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

第三,召开群众大会,予以批评斗争

对于那些年深月久,顽固不化,通过一般教育规劝无效的二流子,边区则采取开群众大会进行批评斗争,发动群众嘲笑、讽刺的方法来争取他们思想的转变。在甘泉六里庙乡动员二流子生产大会上,十一个二流子被带到大会现场。胡乡长向现场群众详细介绍了他们每个人的情况。当提到丁存仁、老乔和老樊三个人时,乡长说建议把他们三个人送到区政府住几天,把烟瘾戒了,再回来参加生产。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喊着“赞成!”此时,站在乡长面前的丁存仁哭起来了,他深陷的眼窝里,流出豆大的泪水,哀求地向乡长和面前的大众宣誓:“我再不胡干了,我知道乡长和大家是叫我走正路的,我对不起你们,唉”,他叹了一口气,伸出右手来狠狠地拍了一下自己的额头,“你们再看到我吃洋烟,枪毙了我,我也情愿……”他很坚决地说。大家看他确有悔过之意,就说“你改过就好了”。对于另外几个二流子,乡长让他们宣誓改过自新,寻保人,并订出生产计划。这时大家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冯老婆。当她宣誓要改过自新的时候,大家一致要求她寻保人,但都怕做她的保人,纷纷沉默了。这种不信任的难堪气氛给了她很大的刺激,在她的丈夫板着脸问她是不是真心悔改,并愿意保她的时候,她很受触动,表现出了真心的悔改之意。

在1943年12月延安市举行的教育大会上,也对顽固的二流子进行了深刻的批评和教育。市委张汉武同志沉痛地对着那些二流子说:“共产党希望你们好,希望大家都过好光景,希望所有过苦日子的人都一样的站起来!但你们还不愿改变,今年春上我到你们家里去访问,谈过话,劝说过,解决你们的困难,但你们硬心不按着计划做,胡混人,我看到你们现在还有穿着单裤子的,家里没存粮的,真难受!”张汉武同志这些诚恳而亲切的话,打动了二流子的心,他们害羞的低着头,红着眼睛,纷纷表示要转变的决心。二流子王万春激动地站起来说:“现在头上有太阳啦,毛主席替我们想办法过好日子,这是穷人的福气,共产党把我们向起扶,就不要自己再倒下。”王万春自从这次和劳动英雄们一起开会、生活、受教育以来,心路通了,他决心走刘生海的路。绥德分区各县、区则利用奖励劳动英雄大会,进行斗争二流子的运动。二流子身上带着具有象征意义的白布条,一个个被拉到台前接受群众的指责和嘲笑,一个个羞愧难当,低垂着脑袋,这与身带红花深受赞扬、满面红光的劳动英雄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于一些脸皮薄、自尊心强的二流子是一种强烈的刺激。蒋生俊、辛振就是在被群众嘲笑之后,心绪难平,因而下定决心,痛改前非,做个受人尊敬的劳动者。开群众大会对顽固二流子进行批评教育,让他们认识到不劳而食的可耻、群众对他们普遍的厌恶,以及劳动所带来的光荣,比普通劝说更有力,更能刺激二流子转变的决心。

第四,组织起来强迫参加集体劳动,挂二流子牌或二流子布条

对于那些屡次劝说、批斗仍不转变,所谓“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极顽固二流子,边区采取了把他们组织起来强迫参加集体劳动的办法,直至实现彻底转变为止。例如绥德设立的戒烟所,专事收容那些烟瘾大、靠自身难以戒除的二流子,对他们统一进行教育和管理,强制戒烟,并参加劳动,经考察合格以后,才能出所。绥西裴宁是把顽固的二流子组成一个集体生产组,要他们扫街道,背石头,盖房子等等,并采取调训制度,把各乡的二流子,轮流调到区上,白天叫他们生产,早晚进行教育,给他们讲些做二流子的坏处以及政府改造二流子的态度。调训期满才可回乡,并由乡长负责督促他们。乔福栋、王新贵、张桂儿,都是被区上调训以后,实现转变,回到家里就好好的种地。折家坪二流子生产队,是用整编的办法来鼓动二流子进步,每整编一次,就在大会上向大家宣布一次,谁已经改好了,可以退出二流子队。四月初整编,惠占元、白合有退出二流子队,师正先就很感动,自己声明,下月一定也做到退出二流子队。延市在南区旧城乡创设了“劳动工厂”,把二流子集中起来参加生产(主要是纺线)。起初这些顽固的二流子们不配合,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但是后来她们都表现出对这种改造方式的极大认同。她们认为参加集体生产有以下几个好处:(一)大家坐在一块纺线,说说笑笑很“红火”,不觉得疲乏,这样就能多纺线。(二)集中起来就有了正当职业,能学一手好本事(有几个二流子过去都不纺线,现在都学会了觉得很高兴)。(三)有人管理,能按时起床,按时睡觉,这样容易使身体健康起来(过去都不参加劳动,迟睡迟起,弄得常常生病)。(四)时刻能受到教育,如经常开会等(现在他们都认识到政府确实是她们的恩人,引她们往好路上走,不是故意害她们,而生产的东西都是自己的,公家一点也不会要去)。现在她们变得都不愿意回去,正如姬富兰所说:“这么好的地方,有吃有喝,不凉不热多痛快,谁回去干啥!”二流子路保良参加甘泉变工队之后,整个人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改变,饭量增加,挖地也有劲了, 还说:“变工队能改造我,对我的教育很实际……”经过一段时间正常生产生活,二流子的惰性有所转变,锻炼了劳动的习惯,并切实体会到劳动带来的变化——经济状况的好转、社会地位的提高、身体状况的改善等等,很多人实现了真心转变。

而有的地方则对劝说无效的二流子实行了羞辱,即挂二流子牌或二流子布条,转变后才能把牌或布条取下。二流子罗兴银就是在集市上被挂二流子牌才下决心转变。延川县清延区四乡的“张成子原是一懒汉,后由乡上给他挂上二流子牌,他深感羞愧,乃逐渐改悔。现在

他用四天的工,变了两天牛工给自己耕地,在四天内砍了五百斤柴”。而延安市旧城乡半二流子高顺,因为怕他的门上被订上二流子的牌子,自开会后,凌晨就开始赶路,到市场售卖羊肠,入夜才归来。强迫劳动与羞辱处罚的措施,针对的是少数极顽固者,只是改造二流子的辅助手段,教育感化仍是基础措施。

边区在进行改造二流子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偏差,如有些地方单纯使用处罚办法而不事先施行多方劝导,也有的地方采取了戴高帽子游街、拘禁等处罚过重的过激做法。但这些都是个别现象,瑕不掩瑜,边区改造二流子带来的成绩是主要的。
近代史论文:论陕甘宁边区改造二流子运动

三、改造二流子运动取得的成效

经过政府和群众的共同努力,边区改造二流子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43年初,边区尚有9554名二流子,经过一年的努力,有5587名得到改造,占58.8%。这不仅使他们从不劳而食的寄生虫转变成了像普通农民一样的辛勤劳作者,有的还被群众评选为劳动英雄。经过此后的继续改造,其余的也大多实现了转变,积极加入生产的队伍,对边区的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第一,促进了边区经济的发展

改造二流子运动为边区生产建设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解决了边区经济发展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据估算,边区政府成立前二流子最少约有30000人,到1943年底被减为3967人,被改造的26000多人大都投入了生产的第一线,成为推动大生产运动的新动力。如陇东分区原计划开荒60,600亩,实际完成158,841亩,超过了计划98,241亩,是原计划的1.5倍。这些成绩的取得,除了边区人民群众积极生产以及劳动英雄的模范带头作用外,二流子积极开荒生产,认真完成生产计划,“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据延安县川口区第六乡的调查显示,1937年开荒328亩,产细粮471石;到1941年相应数字为2,733亩,3,793石。这其中必然有许多其他因素起作用,但是与改造二流子运动在农村所激发的劳动热情有直接的关系。全边区已经转变的二流子生产粮食总数并无确切的的统计,但是最低估计,每人至少生产细粮1石5斗,则仅1943年一年转变的“5500余改造了的二流子便可生产8300余石细粮,供给万把人食用是不成问题的”,如从改造的总人数来计算,产粮数量就更可观,这些都大大减轻了边区的财政压力。不仅如此,已经转变的二流子不再东串西串,说风凉话打击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侧面上也促进了经济发展。

第二、提高了边区政府的威信

边区群众对二流子偷窃、赌博、搬弄是非、游手好闲的行径厌恶至极,认为他们绝对是农村之害,但是又有那种“狼在门前过,不伤自己让他过”的怕事心理,政府提出改造二流子,正迎合了边区群众的需要。有些积极生产的群众极度憎恨二流子,“认为对用力劝不回头的顽固二流子简直可以杀一些个”。他们积极拥护政府改造二流子的工作,并认为政府的办法真是好,“要不是今年抓紧二流子生产的话,刘兴胜这些人到现在一定还是一个穷光蛋和混鬼呢!”改造后的二流子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对边区政府表现出了无限的感激。兴县的温初儿转变之后在全区生产总结大会上感激地说公家是他的重生父母,今后一定要好好生产,报答公家。绥西周家崄吕振恩转变以后,他婆姨常常感念政府。有位区干部开会路过她村上,她硬叫到家里,炒了瓜子,招待了晚饭,第二天天不亮就起身磨面,请那位同志吃,并对他说:“你们改造了他,真是解决了我一辈子的世事了!”被全区老百姓公认最难转变的二流子赵银娃,起早贪黑的砍柴,原本一个月的计划,十六天就完成了,还继续努力,准备超过计划,连他的家人都很吃惊。在改造二流子运动的过程中中,边区群众都深切体会到边区政府的“过人之处”,无疑增强了边区人民对新政权的拥护和信任,提高了边区政府在人民中的威信,为中国共产党以后在全国范围内执政打下了良好群众基础。

第三,稳定了边区的社会秩序,净化了社会风气

经过改造二流子运动,边区串门子、好吃懒做、赌博、抽大烟、偷盗、娼妓等不良现象大大减少,尤其是二流子被利用当汉奸、狗腿子的现象得到了遏制,促进了边区锄奸自卫工作的顺利进行,改善了边区治安环境,稳定了社会秩序。而经过改造,二流子群体中的神汉、巫婆们也放弃了之前的营生,走上了劳动致富的道路。如延安县蟠龙区有个巫神,亲自将三山刀(指神汉施术时所用的法器)打成镢头,并主动向群众说以后不再骗人,诚实劳动。延川县清延区的巫神高恩惠,也开始醒悟,已经开始上山开荒,并告诉妻子不要人在上门求行巫术。并且还说,烧纸(看病时行巫术)没有一点用,骗了别人,还耽误了自己的庄稼,且人品也是下贱的!有什么用处呢?这对周围群众触动很大,迷信的封建观念开始转变。也有很多转变后的二流子,主动揭露行巫时一贯的骗局和伎俩,迫使还未转变的二流子巫神的伎俩无处可施,无处可骗,只能乖乖参加劳动生产,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封建迷信的陋习,净化了边区的社会风气。

第四,促进了家庭生活的和谐

改造后的二流子积极从事生产劳动,从家庭累赘变成重要劳动力,使家庭生活有了质的变化,从食不果腹,孩子饿的哇哇哭到“吃干的穿新的”,家庭氛围自然变得和谐。如转变之前的二流子聂景德,不参加任何生产,还抽洋烟、赌博,全家六口人经常饿的吃不上饭,为此婆姨经常跟他吵架闹离婚。转变后的他,夫妇二人齐心协力劳动过日子,1943年就收获了15石粮食,婆姨在镇上帮人磨面赚钱,光景越来越好,全家过上了不愁吃穿的好日子。鄜县牛武乡的关有才,转变前不务正业,抽洋烟,耍赌博,不参加任何生产,全家大小六口人经常是吃不上穿不上,婆姨娃娃饿得和他吵架。经过政府不断的教育劝说,他决心改邪归正,参加生产。1942年开始种地,租种了十二亩熟地,又开了六亩荒,共种地十八亩。1943年春他又响应政府号召,开生荒十八亩,共种地三十六亩,秋收时打了粗粮十五石,因庄稼长得好,又有了余粮,他买了一头驴,男女一条心劳动过日子,全家大小六口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当地群众都说他“二流子收了心,黄土变成金”。二流子的转变,首先使家人对他们的态度有了变化,再加上劳动力增加,家庭经济条件得到好转,实现丰衣足食,家庭成员之间和睦团结,整个家庭变得和谐起来。

陕甘宁边区的改造二流子运动,为大生产运动提供了劳动力,促进了边区经济的发展,提高了政府的威信,稳定了社会秩序,净化了社会风气,维护了家庭的和谐,为建设一个文明、富足、祥和的模范的抗日根据地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也为当今时期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和树立劳动致富观提供一定的经验和借鉴。
近代史论文:论陕甘宁边区改造二流子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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