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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小论文:近代中国思想传播的历史路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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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历史小论文:“近代中国思想传播的历史路径考察”提出:1840年开始的中国近代是一个各种思想碰撞、各种思潮激荡的历史时期。伴随着西方列强的武力入侵,为摆脱内忧外患的困境,探索国家独立的道路,各个阶层纷纷提出并宣传自己的主张,客观上造就了新的传播媒介不断涌现、新的传播符号不断开创、新的传播模式不断形成,也揭开了中国近代思想传播的新篇章。为此,系统梳理和深入反思这一时期思想传播的历史路径对于我国当前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广泛传播和培育践行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国近代;思想传播;历史路径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A

爆发于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在强行打开古老中国大门的同时,也昭示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这一时期,面对日益严峻的内忧和外患,一批有识之士开始了对中国道路的积极探索。为宣传各自的主张,他们纷纷创办新的传播媒介,探索新的传播符号,构建新的传播模式,开创了近代中国思想传播的新局面。对此,系统梳理和深入反思这一时期我国思想传播的历史路径,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我国当前,尤其是网络传播大行其道的新形势下,有助于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广泛传播和培育践行。历史小论文:近代中国思想传播的历史路径考察

一、“应势而生”到“应需而兴”:思想传播媒介的勃兴

传播媒介(communications media,又称传媒或媒介)意指传播活动中实现信息传递、流通的工具和手段。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传播媒介“总是与社会环境、科技文化的发展紧密相连,并勾画出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各阶段的轮廓”。[1](P.136)

对此,在近代中国沧桑巨变的历史背景下,不断涌现的各种新兴传播媒介不仅见证了近代中国的曲折命运,更为各种思想的广泛传播提供了载体准备,从而推动着中国社会的向前发展。但这些新兴传播媒介的产生并非是自发的,而是伴随着近代中国的历史轨迹,经历了从“应势而生”到“应需而兴”的发展历程。

(一)“应势而生”:近代中国思想传播媒介的源起

本篇历史小论文指出:近代中国传播媒介的兴起发轫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而其动因正是来自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所造成的国内外形势的剧变。

19世纪中期,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夜的中国正面临着:国外,起自英国、波及欧美,陆续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资本主义国家,迫切希望通过对外侵略扩张,开拓全球商品市场的西方殖民主义列强;国内,奉行闭关自守、固步自封,却自谓“地球之中”[2](P.67),专制压迫、禁锢思想,而自诩“尽善尽美”的封建主义末世社会。

第一次鸦片战争成为了两者之间不可避免的激烈碰撞。而碰撞的结果是腐朽的清王朝从被迫应战到主动求和,割地、赔款、丧权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古老中国紧闭的国门被迫打开、市场被迫开放。随着列强的涌入,整个社会从上到下都经历着思想观念的巨大落差:对于上层统治阶层,洋枪、洋炮、洋舰强烈刺激着他们的感官,打破了“天朝上国”的迷梦;对于普通百姓阶层,洋人、洋装、洋货彻底颠覆着他们的认知,冲击着“伦理纲常”的固着。

正是在如此形势所迫之下,林则徐、魏源等近代中国人开始了以“看世界”、“明夷情”为目的,以翻译、编撰为主要形式,创办了以《澳门新闻纸》(1839年7月,主办于广州)、《海国图志》(1843年-1848年)等为代表的第一批由中国人自主创办的近代传播媒介,为其后,各种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正如魏源在《海国图志》序言中所述:“是书何以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3](P.1)历史小论文:近代中国思想传播的历史路径考察

(二)“应需而兴”:近代中国思想传播媒介的勃发

形势的剧变造成了社会结构的动荡,社会结构的改变导致了需求的多样性,不同的需求又催生了传播媒介进一步的高速发展。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列强入侵的加剧,近代中国渐次滑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在此过程中,传统中国由封建地主统治阶级与广大农民被统治阶级构成的两级社会格局被打破并分化,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等新兴阶层相继诞生并相继登上主张各自权利的历史舞台。其中,封建阶级竭力维护其自身的腐朽统治;资产阶级意图推行资本主义制度;无产阶级则坚定要求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

虽然诉求各异,但各个阶层均将自己的主张付诸于传播媒介。于是,著书立说、创刊办报蔚然成风。译著、编著、专著纷纷涌现;新报、公报、时报不一而足;月刊、旬刊、周刊不胜枚举。或论、或评、或批、或宣,掀起了近代中国传播媒介发展的高潮。如被奉为“中体西用”思想先导的冯桂芬作《校邠庐抗议》(1885年)一书,宣扬“中国伦常名教”为体,“诸国富强之术”为用,并在洋务运动中得以实践。

以康、梁等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则创办、编撰《万国公报》(1868年9月,创刊于上海)、《时务报》(1896年8月,创刊于上海)、《国闻报》(1897年10月,创刊于天津)凡70余种报刊。其中《时务报》发行量最高峰时达17000份。使报刊这一传播媒介成为冲破清王朝“言禁”的桎梏、传播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有力武器。

以《中国日报》(1900年1月,创刊于香港)的创刊,标志着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开始投身于创刊办报、宣传主张的开端。正如孙中山在 《民报》(1905年10月,创刊于天津)发刊词中所期许的:“理想输灌于人心而化为常识”。[4](P.289)

至五四运动前后,《新青年》(1915年9月,创刊于上海)、《湘江评论》(1919年7月,创刊于长沙)等渐次成为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先进知识分子批判旧道德、介绍新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舆论阵地。正如毛泽东所大声疾呼的:“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与湘江两岸了。”[5]

本篇历史小论文指出:总体而言,第一次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前后,在社会动荡、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正是思想传播的需要催生了传播媒介的繁荣,而传播媒介的繁荣反过来又推动了各种思想的进一步广泛传播。本篇历史小论文指出:总体而言,第一次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前后,正是思想传播的需要催生了传播媒介的繁荣

二、“简化文体”到“务实文风”:思想传播符号的演进

传播符号(Communication sign)是指传播内容的具体呈现形式。在传播过程中,传播符号表现为两方面的指向性:其一,指向于传播者,即传播符号表达着传播者的意图;其二,指向于被传播者,即传播符号被传播者所认识。因而,传播符号能否清晰地为被传播者所认识是决定传播效果高低的重要指标,而越容易为被传播者所认识的传播符号显然就越有利于提高传播的效果。

对此,近代中国的思想传播者们发起了“简化文体”、“务实文风”的文学革命运动,逐步构建了契合当时中国广大人民群众认识水平,以“白话文”为主要形式的传播符号体系,推动了近代中国思想传播符号的演进,为思想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强大助力,成为开启民智、唤醒民众的有利武器,也在客观上抵制了西方思想文化的入侵。

(一)简化文体:近代中国思想传播符号的先河

随着各种新兴传播媒介的出现,如何充分发挥这些媒介的传播作用以提高传播的效果逐渐成为部分卓识之士所思考的问题。而率先在此方面作出探索和实践的是创办我国近代历史上首家宣扬资产阶级改良方案的报刊——《循环日报》(1874年2月,创刊于香港)的正主笔、我国近代著名报刊政论家和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王韬。王韬针对当时多数报刊所采用的片面强调“义理”、“考据”,追求“雅洁”的“桐城派古文体”,提出好的文章贵在“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是否对仗工整只是“抑末也”[6](P.1)。由此形成了兼有口语和外来语,半白话半文言、笔意自由的“报章文体”,适应了当时中国新事物、新知识、新观念不断涌现的社会发展趋势,开创了简化文体的先河,被誉为“中国新闻报纸之父”。

其后,“报章文体”的形式因梁启超在《新民丛报》(1902年2月,创刊于日本)上撰文时大量使用而被称为“新民文体”,并成为当时的潮流,被纷纷效仿,风行一时。随后,《中国白话报》(1903年12月,创刊于上海)、《安徽俗话报》(1904年3月,创刊于芜湖)更是直接宣扬以“用顶浅俗的话”让“种田的、做手艺的、做买卖的、当兵的,以及那十几岁的小孩子阿哥姑娘们”看为目标。成为接踵而至的文学革命的传播基础。

到孙中山领导资产阶级革命,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以后,陈独秀、胡适等先进的知识分子以《新青年》为阵地,旗帜鲜明地喊出了“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口号,发动了著名的文学革命运动,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高潮。胡适“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语”的白话文主张成为当时简化文体活动的时代标识。

本篇历史小论文指出:自此,白话文作为中国传播符号的主流地位被确立,也使知识能为普通民众所理解和把握,使思想向广大下层民众的广泛传播成为可能和现实。

(二)务实文风:近代中国思想传播符号的体例

与简化文体活动同步,务实文风也成为这一时期有识之士的积极主张。洪仁?凇蹲收?缕?分刑岢鲂税煨挛殴荩??笫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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