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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的论文:扶贫生态移民就业选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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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的论文:扶贫生态移民就业选择的影响因素探析—基于贵州务川县的调查数据

摘要:贵州省贫困问题、生态问题和民族地区发展问题相互交织,实施生态移民工程是消除贫困、保护生态和促进发展的有效途径。因此,本篇生态文明的论文以遵义市务川县的调查数据为样本,运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影响生态移民就业选择的关主要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移民的受教育程度、就业培训、非农业生产技能、债务情况、通讯条件、文化生活条件是影响移民就业选择的重要因素。文章结尾结合精准扶贫的思想方针,提出改善移民就业创业观念、加强就业创业技能培训、完善生态移民就业保障体系等对策建议,以期有助于移民就业稳定、脱贫致富。生态文明的论文:扶贫生态移民就业选择的影响因素探析—基于贵州务川县的调查数据

关键词:生态移民;就业选择;精准扶贫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大幅提高,但仍存在大量的贫困人口。以人均年收入2300元计算,截至2015年11月,中国现在仍有7017万贫困人口。由此可见,贫困问题仍然是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巨大障碍。贵州地处云贵高原东部,是武陵山和乌蒙山两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交织地带,部分连片特困地区的自然环境特别恶劣,且又是多民族聚居地,交通闭塞。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大量贫困人口生活在生态区位非常重要、生态环境非常脆弱、生存条件非常恶劣的深山区或者石山区,就地扶贫难度系数大、成本高,况且在这类地区进行就地扶贫开发会对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带来难以避免的破坏。因此,坚定不移地实施扶贫生态移民,既是推动贵州扶贫开发战略可持续发展、促进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高效途径,又是保护和恢复贵州生态环境、构建“两江”上游地区重要生态屏障的重大战略举措。生态移民的最终目标是在于脱贫,这就意味着生态移民不只是将人简单地的迁移出来,也不是安置过后不管不问,而是要着眼于改变移民就业结构,提高移民收入。那么,生态移民的就业状况如何,影响因素又有哪些因素?

目前,学术界对于生态移民就业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生态移民就业现状的调研分析、生态移民就业保障政策、生态移民何如社会化等几个方面。就影响生态移民就业选择因素的研究成果而言,大致有如下几方面的内容。首先,根据非农就业影响因素,可以将生态移民就业选择的影响因素简单分为自身因素和外部因素两大类。自身因素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非农就业技能情况、家庭基本情况、个人就业情况等;外部因素是指影响生态移民就业选择的外部环境,包括土地政策、社会保障体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责任感等。

许多学者在研究移民就业问题时都强调外部环境的影响,认为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产业发展不均衡对移民就业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刘易斯提出就业理论时探讨了二元经济结构模式下就业难问题的产生,认为在不发达国家以及欠发达国家传统农业的生产效率低下,边际劳动生产率没有增长甚至倒退,其中蕴含了大量隐性失业,而现代工业经济部门多代表的劳动生产率相对要高,但是就业岗位需求却很少,较高的工资待遇吸引了大量来自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而在搬迁过程中就业信息不对称、保障体系不健全,政府重搬迁、不重视安置之后发展等都对移民就业产生一定的影响,生态移民在现实生活中属于弱势群体,需要政府的经济扶持及就业帮扶,为其提供稳定的就业机会,但实行一次性货币补偿后,政府不再继续为移民提供就业安置,部分移民在失去土地后,因多种原因陷入就业难的困境。也有部分研究者认为,移民自身因素是其生存堪忧的主要原因。移民者就业观念相对落后、学习能力较弱,缺少专业技能,乏力就业竞争,都是影响其成功就业的因素。整体而言,移民者由于经济基础薄弱、整体素质偏低、缺乏专业就业技能、社会适应性差等情况都导致其就业困难,到哪里生活都艰难。

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现有的研究多侧重移民自身因素或者外部环境因素的单方面的研究,忽视了移民自身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的综合影响。为此,本篇生态文明的论文以遵义市务川县的调查数据为样本,运用多项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生态移民就业选择的自身因素和环境因素进行了综合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以期有助于改变移民就业结构,提高移民收入水平。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基本情况

文章数据来自对贵州省遵义市务川县5个扶贫生态移民安置点(其中1个县城及县城规划区安置点,3个重点小城镇安置点)的随机发放调查问卷和实地走访调研。本次调研共发放300份调查问卷,回收问卷265份,回收率为88.3%。由于16周岁以下和60岁以上的生态移民不属于规定的劳动年龄范围,对我们分析生态移民就业的影响因素没有实际意义,因此剔除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225份,有效率为84.9%。从数据样本的基本情况可以看出,移民在搬迁后选择继续务农的96人占调查人数的42.7%,选择非务农就业的87人占38.7%,选择无业的42人占18.7%。接受调查的男女性别分布相对均衡,其中男性117人占52%,女性108人占48%。扶贫生态移民相比于其他易地安置移民不太一样,搬迁移民的年龄整体相对较大,其中30至60岁间的移民占63.5%,且其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初中以下学历的移民154人占总调查人数的68.4%。家庭人均纯收入在7500元以下的有133人占59.1%,7500元以上的有92人占40.9%。

表2 样本就业类型分布情况

样本特征样本数百分比/%累计百分比/%

就业类型务农9642.747.7

非农就业8738.781.3

无业4218.7100.0

(二)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根据相关文献研究成果,问卷内容设计分为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土地政策、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四个方面(具体分类见图1)对生态移民就业选择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从而探究哪些因素是影响生态移民就业选择最重要的因素。其中将被解释变量生态移民就业选择分为务农、非农就业、无业三类,解释变量分为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土地政策、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4大类18项。(1)个人特征为搬迁移民的个性品质和特征,包括性别(X1)、年龄(X2)、教育程度(X3)、参加就业培训情况(X4)、非农业生产就业技能(X5)。(2)家庭特征表现为搬迁移民的基本家庭结构和收入等情况,包括家庭劳动人口数量(X6)、学龄前及学龄儿童数量(X7)、家庭人均耕地面积(X8)、家庭人均纯收入(X9)、家庭收入来源(X10)、债务情况(X11)。(3)土地政策是指移民在搬迁过程中政府及其自身对土地的处置情况,包括分配土地(X12)、土地流转(X13)。(4)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主要从对交通条件的满意度(X14)、对医疗卫生条件的满意度(X15)、对通讯条件的满意度(X16)、对文化生活的满意度(X17)、对生产条件的满意度(X18)五个方面去考察。具体说明及特征统计如表1所示。

 

生态文明的论文:扶贫生态移民就业选择的影响因素探析—基于贵州务川县的调查数据

从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从个人特征看,样本人群性别比例十分接近,26-50岁的人

图1 生态移民就业选择影响因素框架图

数居多,初中以下学历的人数居多,未参加过就业培训,不具备非农业生产就业技能的人居多。从家庭特征看,具备劳动能力的家庭成员数量为2人及以下的居多,需要抚养2名以上学龄前及学龄儿童的家庭居多,没有耕地及耕地面积在2亩以下的占多数,家庭人均纯收入普遍偏低,但存在债务的家庭不多。从土地政策来看,由于政策变化,分配土地和存在土地流转的情况较好。从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来看,大多数受调查者对各项公共服务都比较满意。以上表明,样本与观察到的实际情形相一致,具有典型的代表性。

当分类反应变量的类别为三类及以上,且分类之间并无序次关系时,可以应用多元logistic模型。通常,非次序多分类反应变量是应用鉴别分析来处理,然而相比之下,多元logistic模型作为logistic回归分析的一种自然扩展,其结果更容易解释,并且不需对自变量做多元正态分布的假设。我们将生态移民的就业选择分为务农、非农就业、无业三类,运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土地政策、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四方面对生态移民就业选择的影响,并使用SPSS20.0软件对所获得的数据进行相关分析。相应的模型如下:

生态文明的论文:扶贫生态移民就业选择的影响因素探析—基于贵州务川县的调查数据

 

模型假设Xk是反应变量,k为解释变量个数,αj为截距项,βjk为对应自变量的回归系数,P为响应变量的概率。文章将无业(Y=3)作为参照组,务农(Y=1)、非农就业(Y=2)作为选择组。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由于文章选取的4大类18项自变量均为分类变量,为了提高多元logistic模型拟合效果首先进行了Likelihood Ratio Test。检测结果如表3所示,在Likelihood Ratio Tests过程中年龄(X2)、教育程度(X3)、参加就业培训情况(X4)、非农业生产就业技能(X5)、家庭人均纯收入(X9)、债务情况(X11)、对通讯条件的满意度(X16)、对文化生活的满意度(X17)对生态移民就业选择具有显著影响。

根据Likelihood Ratio Tests筛选出的自变量结果,将因变量就业选择(Y)与自变量年龄(X2)、教育程度(X3)、参加就业培训情况(X4)、非农业生产就业技能(X5)、家庭人均纯收入(X9)、债务情况(X11)、对通讯条件的满意度(X16)、对文化生活的满意度(X17)代入SPSS20.0中进行logistic模型回归分析后,发现年龄(X2)、教育程度(X3)、债务情况(X11)对搬迁移民选择务农为就业方式影响显著。参加就业培训情况(X4)、非农业生产就业技能(X5)、家庭人均纯收入(X9)、对通讯条件的满意度(X16)、对文化生活的满意度(X17)对搬迁移民选择非务农就业影响显著。参照组均为无业,具体模型回归结果见表4。生态文明的论文:扶贫生态移民就业选择的影响因素探析—基于贵州务川县的调查数据

表3:Likelihood Ratio Tests生态文明的论文:扶贫生态移民就业选择的影响因素探析—基于贵州务川县的调查数据

注:***表示估计量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表示估计量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表示估计量在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在个人特征变量中,年龄(X2)、教育程度(X3)在移民选择务农为就业方式时影响显著,根据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年龄(X2=3)、教育程度(X3=1)、教育程度(X3=2)的归回系数均为正数,sig.均小于0.1,且其95%Confidence Interval for Exp(B)的上下限均大于1。可以看出移民选择务农就业的概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大,年龄越大越倾向于从事农业生产。同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生态移民的就业选择受教育程度影响,存在差异,文化程度越低,选择务农就业的机率越高。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移民在搬迁后的就业过程中,由于文化程度和就业技能等因素的限制,更多的是选择建筑行业和服务行业进行就业。随着年龄增长,移民的健康状况、劳动能力、就业欲望、求知能力等均呈下降趋势,致使年纪大移民在这些行业就业不易,年龄从而成为制约移民就业选择的因素之一。

参加就业培训情况(X4),非农业生产就业能力(X5)在移民选择非务农就业时影响最为显著(均在1%的水平上通过检验),参加过就业培训、具备专业就业技能的移民选择非农就业的机率越大。在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变量中,非农业生产就业能力(X5)的Wald值最大,贡献率为17.676。这表明非农业生产就业技能在移民选择非务农就业时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根据调研情况发现,未参加过就业培训的移民占调查样本的58.2%,缺乏非农业生产就业技能的移民占调查样本的55.1%,且其中大部分移民选择继续务农。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包括:首先,在以往的安置模式中政府会对移民进行就业安置,这样移民在失去土地后不存在再就业的压力,生活从而可以得到长久保障。然而,实施一次性货币安置政策后,政府则不再负责给移民们提供就业安置,移民们必须自谋职业,这对于缺乏非农就业技能的移民来说难度很大。在城市多元化的就业形势下,对劳动者的素质、技能要求越来越高,生态移民在职业竞争中的处于劣势。其次,调查发现,各地政府对扶贫移民的就业培训并不足够重视,没有将对移民的就业培训视为政府的义务去履行,同时对移民的就业培训人力物力投入较少,造成移民的职业教育、就业培训等常因经费短缺而难以长期进行;而在实践过程中,政府部门组织的就业培训课程内容往往不考虑移民实际水平、难以满足移民的实际需求。过于形式化、流程化的培训方式导致移民不积极参与培训的情况屡屡发生,就业培训成空谈,无法实现其设立时提高移民就业技能的目标。最后,移民就业培训缺乏相应的组织协调机制。要想快速、顺利、有效地开展生态移民就业培训需要劳动、教育、财政等相关政府部门之间相互协调,协力合作,这样才能使培训带来显著效果,提高移民的就业能力。然而现实中相应的协调机制尚未建立,各部门各自为政。

在家庭特征变量中,家庭劳动力人口数量、学龄前及学龄儿童数量,人均耕地面积对移民的就业选择影响并不显著。债务情况(X11)对移民选择务农就业存在一定影响,模型归回结果表明存在债务的家庭在务农和无业中更倾向于选择在家待业。家庭人均纯收入(X9=1)对移民选择非务农就业存在一定影响,从模型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非务农就业和无业两种就业选择中,人均纯收入低的家庭更倾向于选择不就业。结合实地调研情况发现,移民在搬离赖以生存的土地后,政府多采取一次性货币安置政策,移民在获得补偿金之后,大部分资金被用来装修房子、添置生活用品。并且失去土地后,一部分移民失去收入来源,反而会因此陷入贫困,导致收入减少,生活水平下降。这些原因都迫使其选择非农就业,但受文化程度和就业技能等一系列因素的限制,移民在非农就业的过程中可选择性低,易出现就业难的情况,最后导致部分移民在家待业。

在土地政策变量中,土地流转能促使农村劳动力流向非农产业就业。土地流转有助于减少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生产的成本,而且有助于实现农业规模化生产,释放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调研结果显示,受贵州独特的地理环境影响,绝大多数的移民搬迁后并没有分配土地,出现土地流转的情况也少之又少。因此土地不是制约移民进行就业选择的因素。

在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中,通讯条件和文化生活条件对移民选择非务农就业有显著影响。在通讯条件和文化生活条件较好的社区,移民更倾向于选择非农就业,反之通讯条件和文化生活条件较差的社区,移民更倾向于选择在家待业。在市场经济信息化飞速发展的时代,能够及时获取有效的信息成为获得成功的重要手段之一。对扶贫搬迁的移民而言,他们原本生活的环境相对艰苦,多数年龄较大的移民文化程度普遍低下。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选择通过人际关系的拓展来获取更多的就业信息,这样的信息获取方式存在着极大的不稳定性和随意性。如果在就业选择过程中能够学会更多的获取就业信息的方式,比如利用互联网、报纸等媒体来获得更及时有效的就业信息,将会大大地提高移民再就业的积极性和就业率。同时,有利于移民根据自身情况及需求准确定位其就业的岗位和行业,有针对性地提升自己的文化水平和就业技能,以便获取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

表4影响生态移民就业选择因素的模型回归结果生态文明的论文:扶贫生态移民就业选择的影响因素探析—基于贵州务川县的调查数据

注:***表示估计量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表示估计量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表示估计量在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四、 结论与政策含义

根据遵义市务川县225个生态移民有效样本,从移民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土地政策、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四个层面出发,对影响移民就业选择的因素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研究表明,移民的受教育程度、就业培训经历、非农业生产技能、债务情况、通讯条件、文化生活条件显著影响其从农业转向非农业就业。为提升生态移民的综合素质和就业技能,促进其非农就业,有效推动移民增收,根据文章研究结果,提出以下对策:

(一)引导移民转变就业观念,开拓就业视野

促进生态移民就业、创业,帮助其脱离贫困走上致富道路,首先要解放其思想,转变观念,提高生态移民的市场意识以及竞争意识。开展多层次,多样化的宣传教育,不断提高生态移民就业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促进生态移民就业观念的转变,引导生态移民特别是成年的劳动力外出务工,积极参加就业培训,使其有系统的就业思路办法,成为移民家庭稳定扎根的主心骨和发家致富的主力军。

(二)加强专项就业指导,增强培训实效性

推进针对移民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一是对新成长劳动力和未就业的劳动者开展专项技能或初级技能培训。依托企业、技工院校、职业院校、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等培训机构,采用政府直接购买服务培训的方式,坚持以适应性就业为目标导向,强化实际操作技能训练和职业素质培养,使移民达到岗位匹配要求或掌握初级以上职业技能,开展与就业紧密联系的定向、定岗、订单式培训、在岗职工技能培训等多种形式就业培训。二是实施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围绕文化旅游创新区产业发展和园区及企业用工需求,针对以大数据、文化旅游、现代服务、现代新型农业等产业集群发展的需求,围绕精品农业、观光休闲农业、绿色有机生态农业发展,大力开展就业技能、创业、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推广“公司+农户+学校”的培养模式,继续实施新型农民培训工程。

(三)完善配套政策,健全移民就业保障体系

一是加大基础设施政策性投入。加大对生态移民安置地区道路修建、土地改良、农田水利设施等生产性设施的投入,结合移民安置地区经济发展规划和产业结构实际情况,帮助和支持生态移民发展特色种植业、养殖业等产业,确保移民搬迁后生产生活秩序可以正常平稳进行。二是针对生态移民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就业创业扶持政策,为移民就业培训、再就业、创业提供政策、项目、信息、资金等支持,以培训促进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为移民群众就业创业营造有利环境。三是鼓励有条件有实力的企业积极吸纳移民就业,对符合规定、吸纳移民就业的企业进行激励和扶持。

(四)发展特色产业,改变就业结构拓宽就业渠道

资源禀赋和环境现状决定了生态移民地区必须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以达到资源配置和环境保护相平衡的状态。因此结合生态移民地区实际情况,通过大力培育发展产业化、集约化、规模化、商品化的特色产业,促进生态移民地区经济快速、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提高移民地区就业的质量的效益,为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产业支撑。一是要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农产品加工业、商贸、物流运输、文化旅游业等,创造更多的就业和增收机会,使更多的人富裕起来。二是积极引导和扶持移民劳动力合理转移,根据精准扶贫思想、“雁归兴贵”等政策,结合务川县资源环境特色,鼓励移民开展有务川特色的就业创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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